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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翻譯家”柳鳴九:無心插柳柳成蔭

作者:江勝信   來源:光明日報   日期:2019-01-02 15:21:35
導讀:他摩挲著《局外人》的封面,仿佛摩挲著他那顆“小石粒”。“一生只為打造一個人文書架”無心插柳,憑副業贏得至上學術榮光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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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鳴九站在居室內的書架前。江勝信攝

  他摩挲著《局外人》的封面,仿佛摩挲著他那顆“小石粒”

 

  2008年11月24日上午,一位老者來到北京崇文門國瑞城西西弗書店。他戴著老式鴨舌帽、眉發皆白、坐著輪椅,與周遭的現代氣息甚是違和。有人認出來了,遲疑地問:“是柳鳴九先生嗎?”
 

  正是柳鳴九。這三個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上,受眾可窺知,85高齡的他還在著書立說。前些日子,他剛被授予中國翻譯界的最高獎——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。
 

  安靜的書店內波瀾驟興:“你看的《小王子》就是爺爺翻譯的,快和爺爺照張相。”一位母親招呼著自己的兒子。“我們讀過您的《薩特研究》,能和您合個影嗎?”征得同意后,一對從澳洲回國的夫婦謙遜地半蹲在柳先生左右。
 

  與熱鬧的眼前和廣闊的學術半徑形成對比的,則是柳先生安靜的日常和狹小的生活半徑。他足不出戶,門上張貼著“醫囑靜養謝絕探視 鳴九拜謝”的告示。他唯一的鍛煉是被攙扶著,在不到40平方米的居室里走一會兒。除了去醫院,他上一次外出是2017年11月12日,他在中國大飯店組織了“譯道化境論壇”,邀來10多個語種的36位翻譯家共同探討外國文學名著翻譯新標準。
 

  西西弗是法國文學巨匠加繆經典之作《西西弗神話》的主人公,他惹怒眾神,被判處把一塊巨石推向山頂,巨石剛被推上山又要滾下山,他就周而復始、永不停頓地推,其形象喻示了奮斗抗爭的人生態度。2015年9月5日,柳鳴九先生曾在15卷《柳鳴九文集》首發式上動情地說:“但愿我所推動的石塊,若干年過去,經過時光無情的磨損,最后還能留下一顆小石粒,甚至只留下一顆小沙粒,若能如此,也是最大的幸事。”
 

  在西西弗書店放置歐美文學作品的書架上,靜靜立著加繆著、柳鳴九譯的《局外人》。柳譯《局外人》重印次數已有26次,共發行銷售了18萬冊。柳先生用手掌摩挲著《局外人》的封面,仿佛摩挲著他那顆“小石粒”。
 

  “一生只為打造一個人文書架”
 

  雖說囿于斗室,誰說他不能去“遠方”?輪椅去不了的“遠方”,思緒可以牽著他去。他琢磨著、沉吟著,口授出來變作文字,文字里另有一番天地。
 

  近五六年,柳鳴九通過口授撰寫了《且說這根蘆葦》《名士風流》《回顧自省錄》《友人對話錄》《種自我的園子》等著作,主編了《本色文叢》散文集42冊、《外國文學名著經典》70種、《思想者自述文叢》8卷、《外國文學名著名譯文庫》近100種……如此工作強度,即便放到一位年富力強的學者身上也是很難承受的。
 

  2016年末的一個深夜,柳鳴九在書桌前暈倒。診斷為腦梗,纏繞他10多年的帕金森陡然加重。2017年1月底出院,2月底竟又腦梗復發入院,這次影響到視神經,醫生勸他:“您這個身體狀況做眼睛手術的話,搞不好就全瞎了。”他不聽勸。手術讓他的眼睛恢復到能看二號字。“天不滅我。”又能用放大鏡看書的他如是感慨。
 

  打開他的櫥柜,全是藥。柜門上,貼著他寬慰自己的小條,“多一本少一本,多一篇少一篇,都那么回事”。他不過是借這句話放寬對自己強勞動的心理負擔。事實上,他已達到了徹悟的境地,該怎么干還是怎么干,就在那張小條的上面,還貼了另一張小條,上曰:“縱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懼,應盡便須盡,無復獨多慮。”《友人對話錄》和《種自我的園子》兩本新書、“譯道化境論壇”和《化境文庫》第一輯,全是他兩次腦梗之后的新成果,他最近又開始張羅起“情操”系列書函的編譯。“一生只為打造一個人文書架。”這就是他所堅守的“天職”。
 

  無心插柳,憑副業贏得至上學術榮光
 

  柳鳴九此次被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,對他而言是一份意外犒賞。在他的多個身份中,比如終身榮譽學部委員、文藝理論批評家、散文家……“翻譯家”是靠后的一枚標簽。
 

  柳鳴九將他涉足的領域作了劃分:法國文學史研究和文藝理論批評是主業;編書、寫散文、翻譯是副業。《柳鳴九文集》共15卷,其中論著占前面12卷,翻譯占最后3卷,僅為文集總容量的1/5,收錄的《雨果論文學》《磨坊文札》《莫泊桑短篇小說選》《梅里美小說精華》《小王子》《局外人》等譯作均屬中短篇或由它們合成的集子,不是絕對意義上的長篇。
 

  柳鳴九坦言對此“深感寒磣”,主業的浩瀚與艱深要求他全身心投入,他“智力平平、精力有限”,只能在譯海里“這兒撈一片海藻,那兒拾一只貝殼”。
 

  回過頭一清點,譯作總字數竟也超過了百萬,其中不乏《莫泊桑短篇小說選》《局外人》《小王子》等經得起時間淘瀝、一版再版的長銷書、暢銷書。“翻譯家”柳鳴九無心插柳柳成蔭,居然憑副科成績贏得了至上的學術榮光。
 

  出版社和讀者之所以買他的賬,或可歸功于主業與副業的相輔相成——把理論研究上細細咂摸、咬文嚼字、不偏不倚的勁頭和追求用于文學翻譯,或許更容易找到福樓拜所推崇的“一個字用得其所的力量”中那個最恰當的“字”;理論研究須捕捉言外之言、意外之意,將此技能施于文學翻譯,或許更容易領會作品的畫中之境,弦外之音;也因為他將翻譯視作副業,不靠其安身立命,他才能不縛于名韁利鎖,自在張開所有的感覺觸角,探微文學作品的細枝末葉;還因為他精力有限只有零零碎碎的時間,他干脆在短而精方面發狠勁兒,力求極致。如此說來,主與副只體現為量的主副,而非質的主副。以翻譯之質高而贏得中國翻譯界最高獎,亦可謂實至名歸。
 

  為小孫女翻譯一本兒童文學名著
 

  柳鳴九大大方方承認:“我所有的翻譯幾乎都是我主業工作的副產物,或者跟主業工作有關而被逼出來的譯本,很少是出于我個人的意念、主動地去翻譯的。”
 

  但有兩個異類:《磨坊文札》和《小王子》,它們均屬內心之需、情之所至。
 

  《磨坊文札》是法國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說集。都德成名后,購買了普羅旺斯鄉野間的一座舊磨坊,乏了累了,他便從喧鬧的巴黎脫身來到磨坊,隱居,寫作,激起并積起創作《磨坊文札》的靈感與題材。柳鳴九心煩心累心傷時,也渴望有個逃遁所、避風港、棲身地,但他沒有鄉野間的宅子,唯有把《磨坊文札》當作心間的磨坊、靈魂的綠洲。
 

  他第一次捧起《磨坊文札》原著,是在北京大學西語系三年級時。那會兒,他遇到了人生的一個坎兒:他害了嚴重的神經衰弱,因面臨休學危險而愈加焦慮、恐慌。他不得不每隔一天就請假一次,騎著借來的自行車去西苑中醫研究院扎針灸,每天課后得去鍋爐房,在一爐熊熊大火的旁邊撥出一堆“文火”來熬中藥。難熬的時光里,身邊同學的每一聲問候、每一份同情、每一個幫助都令他感激動容。這時,他讀到了《磨坊文札》里的《高尼勒師傅的秘密》。
 

  高尼勒的磨坊營生被城里的機器面粉廠壓垮了,鄉人見他痛苦不堪,全都主動把小麥送到磨坊。“正因為自己經歷過這樣的坎坷,所以,《高尼勒師傅的秘密》中鄉下人那種純樸誠摯的互助精神,使我特別感動。”柳鳴九說,“我譯小說最后那一節時,就未能像好樣的鐵男兒那樣‘有淚不輕彈’。”
 

  出了大學校門,他與《磨坊文札》一“別”就是20多年。直至中年,柳鳴九發現,消除焦急、煩躁、火爆的情緒最有效的辦法是“將這本恬靜、平和的書譯個兩三段”,幾年下來便譯出一整本《磨坊文札》。
 

  所以,《磨坊文札》是一部療愈之書,療愈了都德,療愈了柳鳴九,療愈了捧起它的讀者。
 

  而《小王子》則是一部慈愛之書,字字飽蘸著祖父柳鳴九對孫女柳一村的慈愛。
 

  2005年,當一家出版社提議柳鳴九翻譯《小王子》時,他直接拒絕了。拖了些時日,他突然一個激靈——我總是感嘆“與對小孫女的鐘愛相比,我做任何事情、付出更多都是不夠的”,那么,為她譯一本兒童文學名著,并在扉頁標明是為她而譯,豈不是很有意義、很有趣味的一件事!
 

  柳鳴九認為,《小王子》是將想象與意蘊、童趣與哲理結合得最完美的兒童文學范例。“一個稚嫩柔弱的小男孩在浩瀚無際的宇宙之中,獨自居住著、料理著一個小小的星球,這大概要算是任何童話中最宏大、最瑰麗的一個想象了。”
 

  柳鳴九期待著小孫女能成為小王子的朋友,能像他一樣天真、善良、單純、敏感、富有同情心,能像他一樣既看到一個大宇宙又呵護自己的小星球,能像他一樣懂得取舍、珍惜友情、守護真愛。
 

  柳鳴九翻譯的《小王子》于2006年出版。這一年,柳一村3歲多,它陪著她慢慢長大。
 

  如今,老祖父的心愿正在開花結果,小孫女真的和小王子成了好朋友。擅長繪畫的柳一村將心目中的小王子畫了下來,一張又一張。
 

  2016年,祖父柳鳴九提供譯文,孫女柳一村提供插畫的新版《小王子》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溫情推出。祖孫合作的創意呈現,這在《小王子》的歷史上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一次。
 

  什么樣的翻譯才是好翻譯
 

  什么樣的翻譯才是好的翻譯?大多數人可能會回答:信、達、雅。
 

  “信、達、雅”是《天演論》譯者嚴復于1898年提出的,“求其信,已大難矣!信達而外求其爾雅”。100多年間,“信、達、雅”三標準引起多次爭論,遭到各種質疑。直譯說、意譯說、硬譯說、信達切、“忠實、通順、美”“自明、信達、透明”……各種新說法欲取而代之。
 

  魯迅特別強調“信”,主張硬譯。魯迅的精神地位和學術地位,使其倡導的“硬譯”二字成為一兩代譯人心中的譯道法典。新中國成立初期,北大教授高名凱把硬譯術愚忠似地用到極致,結果被撤了教席,所譯的幾十本巴爾扎克的書全成了廢紙。
 

  “在譯界,一方面形成了對‘信’的頂禮膜拜,另一方面形成了對‘信’的莫名畏懼,在它面前戰戰兢兢,生怕被人點出‘有一點硬傷’。對‘信’的絕對盲從,必然造成對‘雅’‘達’的忽略與損害。”柳鳴九不建議用“信、達、雅”三個標準來涇渭分明地衡量翻譯的優劣,他推崇的是錢鍾書的“化境”說。
 

  1979年,錢鍾書在《林紓的翻譯》一文中,提出了“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‘化’”。錢對“化”做出如下解釋:“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,既能不因語言習慣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,又能保存原有的風味,那就算得入于‘化境’。”他同時也坦陳,“徹底和全部的‘化’,是不可實現的理想。”
 

  “‘化’不可實現卻可追求。其實,如果還原到實踐本身,似乎要簡單一些。”柳鳴九的方法是,“先把原文攻讀下來,對每一個意思、每一個文句、每一個話語都徹底弄懂,對它淺表的意思與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徹,然后,再以準確、貼切、通順的詞語,以純正而講究的修辭學打造出來的文句表達為本國的語言文字。簡而言之,翻譯就這么回事。”
 

  “講究的修辭學”,這是柳鳴九頗為看重的,因此他的譯文有時被認為是“與原文有所游離,有所增減”,柳鳴九自己對此調侃為“添油加醋”。比如,莫泊桑的《月光》之中,有一句若直譯,應被譯為:“她們向男人伸著胳膊,張著嘴唇的時候,確實就跟一個陷阱完全一樣。”但柳鳴九的譯文是:“女人朝男人玉臂張開、朱唇微啟之際,豈不就是一個陷阱?”
 

  在柳鳴九的心里,“添油加醋”并不是一個壞詞兒,“把全篇的精神拿準,再決定添油加醋的輕重、力度、分寸與手法,而絕不是隨心所欲,為所欲為。”
 

  “高明得多。”支持柳譯的翻譯家羅新璋不吝贊美之詞,“柳譯精彩處,在于能師其意而造其語,見出一種‘化’的努力。”(陜西發展觀察)

(責任編輯:郝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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